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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更多学校能够帮助学生达到这些期望值。相反，通过“解决”俄亥俄州的毕业“危机”，他们接受了州政府批准的低期望值，这是我们认为学生根本无法达到的。尽管用“灵活性”和需要承认学生“其他成就”的语言来掩盖——好像个人成就或性格特征可以弥补阅读或数学能力的不足——俄亥俄州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强加一种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受的解决方案。

州教育委员会为其决定辩护的部分原因是“2018 届学生可 领英数据 能遭遇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对我们的学生期望如此之低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呢？俄亥俄州的领导人怎么能说所有孩子都应该接受优质教育，无论他们的家庭背景或人生利害关系如何，然后又对他们几乎不抱任何期望呢？

不要把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误认为是仁慈：降低期望值并没有什么可同情的。我说这话不仅是因为我是一名教育政策分析师或前公立学校教师，而且是因为我是第一代大学毕业生。我小时候可能被人忽视，就像俄亥俄州立法者准备对付数十名年轻人一样。当风险如此之高时，良好的意图并不重要。

我们传递的信息至关重要。我们要么向学生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能力达到很高的高度，要么让学生们相信他们不够坚韧、不够勤奋、不够聪明、不够有能力。立法机构必须否决参议院提出的毕业替代方案。如果他们拒绝，州长约翰·卡西奇需要坚持所有孩子都能学习的信念，并否决这些变化。